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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表王”的百达翡丽是如何创立的？

时间: 2023-03-03 高仿百达翡丽腕表

如果要在众多的腕表品牌中选一个公认的王者，可能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都是：百达翡丽。

这个品牌被称作“腕表中的蓝血贵族”，维多利亚女王、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柴可夫斯基、毕加索、曼德拉……数不清的贵族、富豪、名人热衷于购买百达翡丽的腕表，百达翡丽总裁泰瑞·斯登表示“有100位国王、54名王后都曾是我们的客户”。世界上拍卖价最贵的一块表也来自他家，卖了约2.2亿元人民币，即便是最便宜的机械表也要10万元起。

这个今天看起来无比成功的品牌，历史上却是一路伴随着失败走过来的，创始人因国破家亡流落异乡、合伙人分道扬镳、遭遇过多次经济危机，最惨的时候账上只有1.86瑞士法郎……那么，百达翡丽是如何挺过这一切的呢？毅力、智慧与雄心，缺一不可。

好兵百达

要追溯百达翡丽的渊源，就不得不从拿破仑的“至暗时刻”说起。

1815年8月，曾经控制过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被他的敌人流放到了南大西洋的一座孤岛上。这座名叫圣赫勒拿的小岛，距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距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是世界上最为偏远的地方之一，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拿破仑在这里憋屈地生活了6年，直到1821年去世，死因据说是砷中毒。

拿破仑虽然输了战争，但他留下的政治和军事遗产却对欧洲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简单来说有三点：播种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带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还让很多小国建立起了庞大的军队。

这三大影响在哪个国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答案是：波兰。

波兰堪称欧洲近代史上最为悲惨的存在，虽然历史上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曾是欧洲强国，但其衰落之后波兰便陷入被强邻轮番欺负的境地，尤其是南边的奥地利、东边的俄国与西边的普鲁士。到了18世纪最后30年，俄普奥干脆联手瓜分了波兰的领土，让它从地图上消失了。

直到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把腓特烈·威廉三世打得跑回老家东普鲁士，波兰才算迎来了复国的机会。拿破仑就地组织了一个“华沙大公国”，虽然事事都得听法国人的，但波兰人起码又有了国家和军队，以及一部颇具革命性的宪法。

拿破仑失败之后，华沙大公国被俄普两国瓜分，大部分归了俄国。虽然国又没了，但拿破仑战争带来的三大影响却已经默默地扎根。

百达翡丽(PATEK PHILIPPE)这个名字，是两个合伙人姓氏的组合。排在前面的百达先生，是品牌最早的创始人，而他正是一个波兰人。1812年，安东尼·诺贝特·德·百达(Antoine Norbert de Patek)出生在波兰卢布林附近一个叫作皮亚斯基·斯拉切克(Piaski Szlacheckie)的村庄，这个村子今天位于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只有500人。他来自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后来全家搬到了华沙。

安东尼·诺贝特·德·百达(1812——1877)

从1岁到16岁，百达的少年岁月正好覆盖了波兰自由派和沙皇决裂的整个过程。

百达1岁那年，拿破仑已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失败。1815年，百达3岁，华沙大公国灭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波兰国王。这种联合形式，如同俄国娶了波兰做小妾。波兰一开始还是受宠的，有自己的宪法和军队，生活也很自由。但很快，俄国在政治上插手越来越多。当时的波兰总督是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在当地为所欲为的他是波兰人最讨厌的人。

1828年，16岁的百达选择参军，加入了波兰第一骑行步兵团。此时的沙皇已经换成了更加保守专制的尼古拉一世，他一上台就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对波兰的自由派也欲除之后快。而波兰军队也已经被康斯坦丁大公掺了不少沙子，关键岗位都换上了俄国人。

终于到了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沙皇准备派波兰军队前去参与镇压。此举严重违反了波兰宪法，军人们不再忍耐，揭竿而起。这年11月29日，皮欧·维索斯基中尉带领一群军人和军校生，趁着夜色夺取了华沙军火库。工人和青年学生也加入进来，猛攻康斯坦丁大公的官邸并夺取华沙，史称“十一月起义”，起义很快便蔓延全国，俄波战争随之爆发。

作为一名士兵，百达也参与了这场民族独立之战。在战斗中，他表现得十分英勇，先后两次负伤。因为作战勇敢，他被提升为少尉，并且被授予了军事功勋勋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

虽然波兰起义军在最开始屡创俄军，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外部支援，而沙皇一边改派名将伊万·帕斯克维奇指挥，一边又拉来普鲁士当外援。夹击之下，轰轰烈烈的十一月起义最终失败，波兰再一次亡国。

“攒表”起家

波兰亡国后，随之而来的是被称为“大移民”的流亡狂潮，大批贵族、起义军、知识分子逃往西欧，其中包括音乐家肖邦、作家亚当·密茨凯维奇等名人，百达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忠诚又勇敢，他还受民族英雄约瑟夫·贝姆的委托，指挥了一个战略中转站，来接应逃亡的起义者。任务完成后，刚刚20岁出头的百达，便定居在法国，在亚眠的一家印刷厂找了份排字工的工作。

但好景不长，在俄国的压力下，法国政府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变，指控波兰流亡者们支持革命，开始强迫他们离开法国。亡了祖国又丢了饭碗，百达只能去瑞士碰碰运气。

他落脚的地方叫作韦尔苏瓦，是日内瓦市区北边的一个小镇，坐落于日内瓦湖畔，风景宜人。

百达最开始做的是贩酒这样的小生意，同时还跟当地的著名画家卡拉姆学习绘画。这段经历也培养了百达的艺术品位，这将会对他今后的事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久，在表商朋友莫罗的介绍下，百达接触了日内瓦的制表业。19世纪30年代的日内瓦，制表业已经相当发达，钟表工坊是这里的主要产业，雇用着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口。很快，百达就发现了商机。

百达先生本人的怀表，这是他30岁生日当天收到的礼物

日内瓦微绘珐琅怀表

他当时的生意简单说就是“攒表”，先从日内瓦制造商那里购买机芯，然后再找人做壳，组装好就拿出来卖，模式就像是21世纪初北京中关村遍地都是的“电脑装机”。客户也是现成的，因为有大批波兰人逃亡到瑞士，以百达的人脉，向来不愁卖。而且他不赚快钱，对每块表的工艺和艺术性都有很高的要求，还经常委托艺术家进行镀金、上釉、雕刻等装饰。几年干下来，他不仅赚了不少钱，还积累了好口碑。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邂逅了未来的妻子玛丽-路易斯·德尼扎特，一位商人的女儿。而介绍他们认识的，是百达的一位波兰老乡——制表师费朗索瓦·沙柏(François Czapek)。

波兰合伙人

沙柏出生在捷克，年轻时随家人移民到波兰。他早年的经历和百达很像，也参与了十一月起义，并流亡到了瑞士。不过和生意人百达不同，沙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制表师。来到日内瓦之后更如鱼得水，很快便与当地的钟表商莫罗合伙开了公司，和百达算是一个圈子的人。而百达爱上的德尼扎特小姐，正好是莫罗的外甥女。

波兰同乡、革命同志、钟表同行，再加上是媒人，百达和沙柏很快就亲近起来，并决定一起创业。

1839年5月1日，两人在日内瓦建起钟表厂。莫罗也有参股，他和百达一人出资8000瑞士法郎，沙柏则技术入股。百达和沙柏两人，一个主管经营，一个主管制表。新公司的名字定为Patek,Czapek&Cie，分别取百达和沙柏的姓氏，Cie则是法语compagnie(公司)的缩写。

此时的日内瓦早已不是加尔文时期禁欲的“新教首都”，有钱又舍得花钱的人不少，还聚集了一大批波兰移民。百达和这群波兰同胞一直都没断联系，他还参与了一个互助组织“波兰基金会”，并且当上了财务主管。

“百达沙柏”早期的生意，也大多靠波兰人帮衬。他们的店铺开在日内瓦的贝尔格湖滨大道，一度成为同胞们聚会的地方。这家小公司最开始雇用了6名工人，每年大概生产200块表，工艺和艺术都延续了百达一贯的高标准。

怀念故国是这一时期“百达沙柏”作品的主题，他们经常会应邀在怀表上雕刻一些知名爱国者的肖像，比如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波军最高司令柯斯丘什科、起义军领袖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等等，也有客人要求刻天主教圣人的画像以及贵族的纹章之类。

百达对波兰籍的学徒也特别优待，当时的学徒是要交契约费的，而百达直接让波兰人免费入学。

“首席执行官”百达卖力推销，“首席技术官”沙柏则着力开发新表。报时表是公司的拳头产品，公司才成立4个月时就推出了第一枚，编号81。

和很多创业公司一样，“百达沙柏”的发展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6年之后，这对“波兰合伙人”之间的裂痕变得越来越深。后人认为问题出在沙柏身上。有说法是，沙柏经常出去花天酒地，动不动就跑到波兰和捷克老家旅行，无心做表。“百达沙柏”的经营也逐渐陷入困难，一度账面上就剩1.86瑞士法郎，在破产边缘徘徊。

也有说法是沙柏身为技术主管却故步自封，完全靠经验和传统做事，不喜欢创新。而百达是个头脑灵活、求新求变的人，当时波兰客人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不做一些新东西出来，很难拓展市场。

不管怎样，在百达的心中，沙柏都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合伙人，反而成了前进路上拖后腿的人，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问题是，劝退沙柏之后，谁来管制表？百达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他偶然遇到了一个人才——法国制表师阿德里安·翡丽(Adrien Philippe)。

百达翡丽初相识

1844年，法国工业博览会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举办。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至于欧洲邻国纷纷效仿，甚至直接影响了世博会的诞生。

百达本来是抱着开发新客户的心思从日内瓦赶到这里，结果却被一个法国制表师的作品吸引了。这个作品是一款带有转柄上链装置的怀表，通过表冠上链、调校时间，被后世称为“无匙上链机制”。

在当时，一般怀表上链都需要用到一种叫作上链钥匙(也称表钥)的工具，表体需要开孔。这样做的缺点有三：钥匙容易丢，操作不当容易损坏珐琅表盘，容易积灰积油。解决无匙上链问题是很多制表师的梦想，宝玑之前就曾做出同时搭配无匙上链和手动上链的时计，但并没有申请专利。相比于各位前辈，翡丽开发的机械装置比之前的任何一款效果都好，而且更适合当时流行的怀表款式与大规模生产。

翡丽几乎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到了无匙上链装置的研发上，虽然最后获得了工业博览会的铜奖，但根本没有人愿意投钱。倒是百达慧眼识珠，觉得这个发明很有潜力。为表诚意，百达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块翡丽的表，与他搭上了线。

翡丽比百达小两岁，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制表师家庭，从小就跟父亲学做表，还去英国“留过学”。年轻、能创新、技术强，在百达看来，翡丽完美补足了沙柏的缺点，于是果断提出合伙的邀约。

不过那时翡丽的梦想，却是在巴黎开一家自己的店，面对需要背井离乡的邀请，他还是犹豫的。但当时的巴黎，对翡丽这种年轻制表师确实不太友好，他做出的表无人赏识，而那时他最大的客户还刚刚退出生意场。

人挪活，树挪死。翡丽最终还是决定跟百达去日内瓦，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番名堂。临走前，他给自己的无匙上链技术申请了专利。

翡丽先生设计的多种机芯

空降高管不好当

1845年5月，百达和沙柏解除了合作关系，翡丽走马上任，成为新的技术主管。开掉沙柏，对百达来说其实是个艰难的选择，毕竟是老乡，多多少少都会在波兰人的圈子里引起非议。但公司严峻的经营状况，让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而作为空降高管，翡丽一开始在公司里也不受欢迎。当年的百达公司，制表师主要是日内瓦本地人和波兰人，对翡丽这个“外来户”有种天然的排斥。而且作为“首席技术官”，翡丽制定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这也让工匠们感到老板是找来了一个“挑剔鬼”。

在管理层面，百达和翡丽的磨合也并非一帆风顺。

翡丽刚来的那两年，公司又遭遇了一轮经营困难。究其原因，只能说他们时运不济。因为1848年，欧洲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猛烈冲击了各国的君主制度，也让贵族们人心惶惶。乱世之中，贵族们也便无心再收藏钟表了。

客户少了，百达公司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还欠了不少债。最难的时候，百达只得写信给债主们求情，说“我以人格担保，我口袋里仅剩195瑞士法郎，可以给你100瑞士法郎，其余的留给我和妻子”，姿态很是卑微。而为了扭转颓势，百达不仅换了技术主管，还招来新的“首席财务管理”，也就是当时公司的第三个合伙人，一位名叫文森特·格斯特科夫斯基的波兰律师。

根据协议，格斯特科夫斯基和翡丽各获得公司利润的三分之一，但可能是由于经营困难，百达后来给了这位“财神爷”更多的权力，翡丽的待遇比他要差一些。本着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原则，翡丽也就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让翡丽有些郁闷，那就是品牌的名字。沙柏走了之后，百达把公司名字改成了Patek&Cie，在翡丽加入后的整整6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添加他的名字。虽然是合伙，但他的地位却只相当于高级打工人。

百达先生与翡丽先生

不过翡丽有耐心、有技术，人品也很不错。在他加入5年后，公司就已经能够生产半成品机芯了。几年下来，上上下下都对他很服气。终于在1851年1月1日，百达把公司名字改成了Patek,Philippe&Cie，今天我们熟悉的“百达翡丽”正式诞生了。

皇家制表商

革命来得快也去得快，持续了一年有余，便大多以失败告终。心里踏实了的贵族们马照跑、舞照跳，表也要继续买，百达翡丽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经过多年的默默耕耘，他们终于迎来了扬名立万的机会。

1851年5月到10月，英国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了一场“万国工业博览会”，借此展现大英帝国的工业实力。博览会规格很高，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牵头。

对于百达翡丽来说，这是直接触达顶级用户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们带过去的都是当家产品，无论是在技术还是艺术上，都代表着品牌的最高标准。其中有一款黄金表壳的挂表，编号4719。表背以天蓝色珐琅为底，绘有金叶，花蕊处全都镶嵌着钻石，气质典雅尊贵。这块表果然被维多利亚女王相中了，博览会结束后一个月便被送到了她的手上。

据说百达翡丽还赠送给女王一块更厉害的吊坠表，编号4536。表背的青金石蓝色珐琅上，有一束由玫瑰式切割的钻石构成的花朵。打开表背，可以看到百达翡丽的签名，以及“INVENTION BRÉVETÉE”的字样，说明这块表采用了翡丽的专利柄轴上链系统。

维多利亚女王订购的怀表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王夫阿尔伯特亲王也入手一枚猎表。从此“皇家制表师”的名号一炮打响，欧洲的王室开始纷纷订购，百达翡丽一下成为非富即贵的身份象征。

不少王室贵族将他家的怀表当作“爱的礼物”。像丹麦的路易丝王后，就买了一块送给丈夫克里斯蒂安九世，作为结婚25周年的礼物；西班牙公主路易莎·费尔南达也购入带有万年历的复杂功能怀表，送给丈夫蒙庞西耶公爵。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科娃，也有一块百达翡丽怀表作为爱情信物。她本来是沙皇原配玛利亚皇后的女官，后来成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情妇，甚至被带到冬宫居住，玛利亚皇后死后，立马被娶进宫。不过亚历山大二世没多久就被革命党人炸死，叶卡捷琳娜也被迫迁居法国。她的这块表，表壳上刻着多尔戈鲁科娃家族的纹章，打开则是亚历山大二世穿便服的画像，仿佛在祭奠逝去的爱人。

有趣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就是镇压了波兰十一月起义、迫使百达流亡日内瓦的那位沙皇，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是这样奇妙。

教皇庇护九世也爱百达翡丽，有一块带有半刻报时系统的怀表，金表壳上刻着专属盾徽。爱屋及乌，他甚至给百达封了一个伯爵的头衔，来表彰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波兰社区做出的贡献。

百达翡丽后来也很注重维护和教廷的关系，庇护九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三世就曾收到过一枚怀表，这是他上任一周年的贺礼。到了1971年，教廷甚至订购了3588块带有定制“教皇紫”色表盘的手表，作为送给红衣主教和贵宾的礼物。

不过当年买百达翡丽怀表最疯狂的，还是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帝。

1897年，他旅行到日内瓦，一次性就购买了56块百达翡丽时计。其中有一块背面定制了暹罗(泰国旧称)王室的徽章，目前收藏在百达翡丽博物馆。

在这一时期，百达翡丽还出产了一块名垂钟表史的表。1868年，他们为匈牙利科索维茨女伯爵做了一枚腕表，这也是瑞士钟表史上的首枚腕表。在19世纪，腕表几乎都是被女士当作珠宝来佩戴的。百达翡丽的这块腕匈牙利科索维茨女伯爵的腕表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金手镯，造型仿佛三联画一般，并排镶嵌着三颗巨大的钻石，并且以黑色珐琅装饰。打开中间的钻石表盖，就会露出白色的珐琅表盘，华丽又精致。

百达的美国探险

百达是一个很有环球视野的老板，在欧洲瞄准王室贵族的同时，也不忘开拓新兴的美国市场。之前参加博览会的时候，他就展出了一款绘有华盛顿画像的怀表，结果还真被一位芝加哥商人看中，以高价购入。

当时的美国正值西进运动的高潮，国内市场急剧扩大，无疑是一片蓝海。为了打开新市场，百达决定亲自去美国走一遭。这次旅行成果巨大，但过程也极为艰辛。

绘有华盛顿头像的百达翡丽怀表(右)

当时从欧洲去美国只能坐船横渡北大西洋，原本计划用时10天，结果百达的船遭遇风暴，延迟4天才到达。好不容易下了船，他又走进了黑帮横行的“罪恶之城”。即便他住了最贵的酒店，房间还是被撬了，行李自然没有幸免，值钱的金器被洗劫一空。

破财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要命。在周游美国的旅程中，百达遭遇了煤气罐爆炸、汽船撞船、陷入4米深的雪堆以及风湿病的侵袭，演出了一部美国版“人在囧途”。在写给同事的信里，他自嘲说“上帝是我受苦受难的唯一见证”。即便如此，百达还是克服困难，探索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等多个城市才返回欧洲。

不过有趣又暖心的是，为了不让妻子担心，百达隐瞒了去美国这件事，一路上的家书全靠编。等他回到日内瓦，百达太太还以为老公去英国旅游了。

虽然一路上的遭遇仿佛西天取经，但百达也收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他在纽约见到了蒂芙尼(Tiffany)的创始人查尔斯·路易斯·蒂芙尼，并签下了150枚时计的大订单。从此蒂芙尼成了百达翡丽在美国最大的经销商客户，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蒂芙尼也是美国境内唯一被授权可以在百达翡丽时计之上落款的官方零售商。

表盘上有Tiffany&Co.字样的表如今是拍卖会的宠儿，之前一款蒂芙尼发行的Ref.2499粉红金万年历计时腕表，曾以2350万港元的拍卖价成为当时亚洲拍卖史上最贵的腕表。

百达这边豁出命来拉生意，翡丽也没闲着。1856年，百达翡丽第一款计时表诞生，计时精度达到1/4秒。据说翡丽做这款表的灵感来自百达的来信，他在信中说美国人需要“能把马的速度计时到1/4秒”的时计。此后的35年里，他完善了柄轴上链系统，发明了“滑动”弹簧，为精确调时装置和用于怀表的万年历机芯申请了专利，并且在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收获了金奖。

1877年3月，百达先生在日内瓦去世，享年66岁。他的儿子对于管理公司并没有兴趣，于是翡丽先生的儿子埃米尔·翡丽与女婿约瑟夫·贝拿希-翡丽接管公司，并主导了公司的全球扩张。

1887年，百达翡丽启用了沿用至今的品牌标识，由骑士的剑和卡拉卓华十字组成。如果说宝剑象征着勇敢，十字象征着智慧，它们放在一起就好像百达和翡丽两位创始人的组合。

百达翡丽北京源邸的翡丽先生画像与百达翡丽品牌标识

这样的创业组合，直到今天都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模式。两个合伙人，一个懂得营销和推广，富有远见和洞察力，一个是技术高手，能够做出创新产品。如果要类比的话，百达就像是乔布斯，而翡丽则是沃兹尼亚克。

就像歌词里唱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和很多制表品牌的创始人相比，百达的起点是非常低的，他既没有出生在传承几代的制表师家族，也没有在一地建立深厚的根基，他是一个门外汉、一个流亡者，在机缘巧合之下闯入了制表业的领地。

但百达是一个能把烂牌打好的人，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不论是看市场还是看人；在遭遇动荡和困境时，他永远是不被现实打垮、对未来抱有希望的那一个。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的行动力，不论艰难险阻，百达总是有办法克服。这些也是他从低谷逆袭的秘诀。